唐德宗刚继位，为何要急于推行两税法？

1. 唐德宗刚继位，为何要急于推行两税法？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向德宗皇帝建议实行新的税收制度，以取代已经实行了400多年的原有税收制度。这在朝廷中引起了一场大辩论。新的税收制度与租借制度有很大不同。负责税收的官员不同意新法，认为旧制度不能改变。然而，唐德宗推翻了反对意见，同意了宰相杨炎的想法。


唐朝安史之乱前，国家稳定，没有无主的土地归于朝廷。只有出了朝廷，没有闲置的土地，自然无法继续实行均田制。但是，被分到土地的老百姓有生老病死，他们的土地需要由儿子平分。在疾病或饥荒的情况下，他们可能需要出售土地来维持生计。所有这些都使大块土地变成小块土地，减少了农民的收入。

此外，唐朝放松了对土地交易的限制，导致土地兼并的盛行。壬戌变法的缺点暴露无遗，那就是在实施时没有灵活性。土地越小的农民和没有土地的农民，都要承担同样的税收，农民承受不了，只有逃亡。唐朝根据国库收入锐减的情况，不得不制定新的税收办法。从唐朝开始，就实行了与土地均等化制度密切相关的仁勇调制。税收是根据人数来计算的，税收的多少与纳税人的财富水平无关。初唐时，均田制盛行，百姓也按人数分配 "土地"，但祖永制并没有给百姓带来过多的负担。然而，到了唐朝中期，国家失去了有效分配土地的能力。均田制崩溃后，大量的人没有被分配到 "授田"，而不得不承担按人口计算的税收，处于底层的人生活得很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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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代是如何推行两税法的？

唐初，对农民实行“租、庸、调”赋税制，除田赋、丁调、劳役外，还以亩计征“地税”，按户计征“户税”，每亩附加“青苗钱”，此即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


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丧失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均田制遭到破坏，户籍亦十分混乱。“不为版籍，人户寝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失去土地的人因有户籍在，仍需负担沉重的赋税，富人增加了土地，因享有特权而免税。“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下”，“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日送无休息”。


安史之乱以后，赋税混乱状况加剧，以致于“王赋所入无几”。大历初年，京畿废除租、庸、调制。唐德宗年间，由于税制混乱，官吏层层中饱私囊，朝廷收入无法维持正常开支，税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建中元年（780）正月，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颁令实行新税法：“计算百姓及客户，纳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即先计算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总额，再计算国家各项收入的总额，以这两方面的数额为依据，根据财政支出所需费用的总额，确定向百姓征税的数额，把这个数额摊到各州县，各州县再按亩数和户等向百姓征收，并将量出制入落实到大历十四年的旧征额数，以防止统治阶级上层由于奢侈无度而导致横征暴敛；二，规定“户无王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贫富为善”，即不分主客户，按现居住地户籍，不分丁男中男，均以贫富定等级；三，不定居的行商人，于所在州县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使其与定居者一样负担租税；四，将以往征收的租庸调、户税、地税及其他杂税等全部并入两税，统一征收，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五，将征收实物赋税改为征收货币；六，明文规定两税之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简言之，两税征收对象，一为户，二为地，户按资产定等，地按亩数征收，为确保税收，“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三年定户”。


同时，杨炎提出将政府岁入由皇帝私藏改归政府。唐代本规定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人经费分头管理，安史之乱中，因财政入不敷出，无法应付，就将国家公赋收入和皇室经费合到一起，成为“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杨炎主张公赋仍归政府，每年提出一定数额为皇帝私用。


两税法推行的初期，对平民小户有利。以往朝廷用钱，则随意加税，名目繁多，富户或做官人家，设法逃税，而一般百姓家口多，只能按丁纳税，苦不堪言。新税法按资产而不按丁口征收，也不区分土客户，这样，一些有田产的富户、富商就得多负担税额，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负担有所减轻。


推行两税法，暂时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对象，约束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两税之兴，其首要之务，实为去无名之暴赋”。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据记载，建中元年，两税所得税款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干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斛。


两税法的实施，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初实行曾起过较好的作用，但不久即弊端丛生。建中二年（781）以后连年征战，军费成倍增加，朝廷借口“量出制入”，税上加税。如，建中三年（782），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表请求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文加二百，唐德宗马上批准，而且通知各道均加税二百文。诸如此类，各道不时要求暂加税收，当然，各地加税后，也进奉一部分给朝廷。


两税法规定，不分主客户，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按贫富定等第。贞元四年（788），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按户口增加。税钱增长考核地方官吏政绩。于是，地方官吏迫使老百姓分户，诱骗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这样税额又全部摊派给土著户，且限期完税，贫苦人家尽好借债卖儿缴纳。按贫富定等级，可是有人资产贵重却易于藏匿，田产物产堆在场院、谷仓，虽不值钱，却被认为富有，造成“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


规定，商人纳税三十分之一，以商人盈利，三十而税一，实际比农民负担轻得多，定居者分夏秋两季纳税，这般促急，造成“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而且旱涝灾年，照旧收税。此外，两税均以钱计算，“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如，农民生产粮棉，官府则将粮棉折钱收税，初行两税，定三匹绢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一万钱。到唐穆宗年间，钱愈重，物愈轻，八匹绢才抵一万钱，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


两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只许增加，不许减少，虽然十室九空，仍依照丁额下摊。《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由于强行摊派，逃亡之人愈来愈多。唐宪宗年间，原有四百户的渭南县（今陕西渭河平原南部）长源乡只剩下百余户。


至于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但各种苛杂税比正税还多，且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


两税法推行中的这些弊端，宰相陆贽、翰林学士白居易均有奏议，要求朝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也有人提出恢复租庸调法或实行均田法。但两税法终究没有废除，直到明代后期才由一条鞭法取而代之。

3. 唐朝的两税法是谁建议推行的？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4. 唐代实行两税法的原因

唐代初期，由于实行均田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每户农民有一块土地。凭借这些土地，可以承担国家的租税和徭役，并维持一家生计。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的。[1] 但是在唐朝建国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按垦田面积征收的地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到天宝年间，户税钱达二百余万贯，地税粟谷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经和租、调大约相等。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苦于赋敛的人民纷纷参加。这就使得赋税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5. 唐朝后期实行两税法的直接原因是

答案C
唐后期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因此开始实行两税法。

6. 唐朝的两税法是由谁建议推行的？

唐朝的两税法是杨炎建议推行的。
中国古代最早的税收制度就是鲁国的初税亩。鲁国规定人们要按亩纳税。初税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井田制。初税亩的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他开始推行编户齐民，开始按照户口和人口缴纳赋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继承和发展了秦国的赋税制度。秦朝主要征收田赋、户赋和口赋。汉朝基本上延续了秦朝的赋税制度。汉朝主要是以征收口赋为主。口赋也就是指人头税。

北魏时期，北方历经战乱，人民流移失所，土地大片荒芜，以往的税收制度无法执行。政府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开始推行均田制。北魏政府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政府开始把政府控制的土地和一些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还是属于国有。农民只是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要向政府交纳赋税。农民也要承担一些徭役。

此后，历代都延续了均田制。唐朝还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发展了租庸调制。租就是让农民缴纳田租。调就是农民要向政府交纳步或者绢。庸就是农民可以用交绢来代替服徭役。唐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人口增多。很多的农民逃离自己的土地。政府的收入吗减少。安史之乱后，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地方节度使巧立名目对农民进行盘剥。阶级矛盾加深。

均田制已经难以继续了。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就是国家按照土地和户口征收赋税，一年在夏秋征收两次。两税法改变了以往以人丁为主的纳税方法。两税法主要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为标准进行征税。这种措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7. 唐朝的两税法是由谁建议推行的？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是对当时赋役制度较全面的改革。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上奏德宗，请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消各种杂税；到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
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田税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济者。”我们可以从中勾勒出两税法的大致情形。

两税法的实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1. 税收分为地税和户税两大项，地税即原来租庸调制里面的“租”，也即粮食；户税则是合“庸”、“调”为一，折钱征收，在征收的时候，以资产为宗，考量贫富差距然后征收。
2. 征收时间为夏、秋两个季节，夏税不得晚于六月，秋税不得晚于十一月，简化了征收的程序。

这一改革的推行，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两税法的改革成为此后各朝提供了借鉴，多分夏、秋两季征收；
其次，国家财政转向量出制入，强化了国家在财政预算上的主动权，保证了财政收入的顺利征收；
再次，户税纳钱使得百姓的赋税交纳不得不与市场发声练习，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最后，把贫富作为征收户税的标准，按照百姓资产的多寡来确定税收的多少，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赋税负担，遏制了豪强大族逃避赋税的空间。
当然，伴随着两税法的实行，唐前期的均田制无以为继，政府不再干预民间的土地买卖，土地买卖日益盛行起来，也是两税法实行的影响之一。

8. 唐朝后期实行两税法的直接原因是

答案C
唐后期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因此开始实行两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