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李光耀，新加坡有理由自信吗

1. 没有李光耀，新加坡有理由自信吗

新加坡正式进入没有李光耀的时代，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难以悉数。李光耀是当之无愧的建国之父，其功绩将为后人铭记并久远传诵。
社论说，时势造英雄或是英雄造时势，自古以来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美国外交家基辛格评价，如果是以李光耀的例子来看，那显然是英雄造时势。
李光耀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时担任总理，前后长达31年。随后，他担任内阁资政，直到2011年大选后，才从内阁引退。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李光耀在国内及海外，成为了新加坡的代名词。他留下的政治遗产，难以悉数。
社论认为，在众多政治遗产之中，领导层的自我更新是李光耀突出的贡献之一。李光耀及领导同僚积极培育接班人，让政治领导层在有序的情况下更新，并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因此，李光耀的离去，不会让新加坡的政治领导层出现断层的现象，也不会如美国已故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说的“人亡政息”。
社论指出，李光耀的治国理念，并没有遵循任何教条，而是通过实践而来。新加坡是在新马“合并后又分家”的特殊情况下，取得独立。在艰难的大环境下，李光耀推行务实的政策，以确保脆弱的国家能够生存与发展。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转为全球经济腹地，积极吸引外资，解决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李光耀也谨慎处理种族、宗教与语言的敏感问题，以维护政治的稳定。
社论称，在制度设计方面，李光耀采纳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治观念，但摈弃西方放任式的民主及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他倾向于社会大于个人的儒家传统。与此同时，他也通过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将国人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政治安定及良好的社会秩序，成为新加坡的品牌。
社论还说，李光耀也通过社会运动，提高国人的素质，这包括清洁运动及礼貌运动等等。外国通讯员冷嘲热讽他推行的社会运动，并语带双关形容新加坡为“罚款之邦”。但李光耀自信地说：“他们可以嘲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会是我们。”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及多元文化的国家，同时又必须以全球为经济腹地，因此李光耀在建国初期，便决定以英语为共同的工作语言。此外，他也坚信，每个族群必须学习他们的母语及文化。这个政策，让新加坡在经济需要与文化稳定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
社论还提出，在国际舞台上，李光耀运筹帷幄，否定了小国无外交的说法。在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李光耀在大国之间穿梭自如，与它们建立不卑不亢的特殊关系，并赢得国际的尊重。他经常从战略的高度，为大国分析时局，阐述各自的利害关系，从而为新加坡这个小国拓宽外交空间。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社论称，今年是新加坡独立50周年，新加坡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第三世界晋升为第一世界，李光耀居功至伟。对李光耀个人而言，他走完了一个充实又意义非凡的人生。对新加坡而言，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弥足珍贵。新的一代将在他奠定的基础上，承先启后，再创辉煌。
社论最后强调，李光耀是当之无愧的建国之父，其功绩将为后人铭记并久远传诵。

2. 李光耀是新加坡国父吗﹖

是的。
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又名GCMG、CH，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之一。
曾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新加坡最高领导人、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立法议会（1965年12月改称国会）议员、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总理、总理公署高级部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内阁资政（总理公署），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2015年03月23日凌晨3时18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1岁。2015年03月29日下午14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国葬。

3. 李光耀是怎么样把新加坡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看看李光耀的执政政策就知道了！
实用主义的执政方针
李光耀对新加坡的政策有清晰的认识。例如，在推行英语方面，新加坡刚独立时，讲闽南语和粤语的中国人是主要的，而马来亚和印度各民族都讲自己的母语。
但李光耀强迫学校教授英语，并禁止包括著名的南洋大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校发展和吸引投资。李因这项政策受到批评。普遍认为，中国儿童从小就开始学习英语，长大后会变得冷漠，缺乏传统的勤奋、勤奋、诚实和尊重的价值观，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

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甚至坚称他的三个孩子在中国学校接受教育。坚持普及英语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好恶，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经济增长最合理和实用的政策，所以他敢于面对巨大的阻力，将英语政策进行实施。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新加坡的全国人民可以熟练地运用英语，新加坡在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培训和教育工作者方面获得了许多方面的巨大优势，新加坡的经济得到发展。
富有远见的政策李先生的个人愿景从他坚持建设绿色城市和花园城市中可见。忘记是在哪里在书中提到,他坚称在樟宜机场到市中心的公路两边种植高灌木,并构建一个高尔夫球场,是让外国投资者抵达新加坡后,一名高级政府数据第一次看到一个美丽、干净,丰富的新加坡,使他们更愿意投资在这里。

他还说:“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人身安全、医疗、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世界第一，新加坡将是在这个地区的企业家、工程师、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之间建立业务关系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对人民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在第一个世界范围内提供服务。

总之，李光耀团队为新加坡的兴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4. 李光耀是怎么样把新加坡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1. 实用主义（Pragmatic）的执政方针
李光耀执政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他既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或者思想，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也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 200 万新加坡人的生计”。因为有了这样的终极目标，才使他能在建国后专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像很多其他的新近独立国家一样，陷入民主的乱局。在这一点上，他和邓小平很相似，两人都英明务实，不痴迷于宏大的哲学和治国观念，而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在具体的政策中灵活多变，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而调整。实际上，这两人也是惺惺相惜、神交已久的好友。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在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中一览无余。以英语政策为例，新加坡刚独立时，以讲闽南语和粤语的华人为主体，马来、印度族裔各自都讲自己的母语。然而李光耀为了经济发展和吸引投资的需要，强行要求学校用英语教学，取缔了传统的华校，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南洋大学。李光耀因为这一政策备受批评。一般意见认为，从小接受英文教学的华族孩子，长大后会变得冷漠，缺乏勤劳、刻苦、诚敬等华人传统价值观，丢失了华人的文化传统。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甚至坚持让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在华校接受小学教育。他坚持普及英语并非出自个人好恶，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经济发展最合理、最实用的政策，因此他敢于顶着巨大的阻力，将英语政策贯彻下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新加坡人大都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使新加坡在接受国外直接投资、培训和教育工人等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后来到了 80 年代，当新加坡人已经相当富裕之后，行动党政府又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试图重塑华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这并非是治国思想的反复无常，而是因为时移世易，新的政策在新的环境下更加合理、更加实用罢了。这种政策上的断裂性和反复性，在新加坡的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和修建赌场（李光耀曾说过，要修建赌场，除非“跨过我的尸体”）等方面也都有所体现。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的成果有目共睹，但至于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是否贻害更多，这就见仁见智了。
2. 富有远见的政策
对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也许最让人佩服的一点是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高明的、极有远见的政策。这其中不乏有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领导人个人的远见和洞察力。新加坡刚建国时，由韩瑞生领导的经济发展局提出了几个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包括船舶维修、化学产品、电气设备与用具等，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极其正确的选择。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港口服务、石油精炼和高端电子芯片产品的生产基地。同历史和区域地位类似的香港相比，新加坡有前瞻性、预见性地发展起来的经济比香港自由生长的经济在产业结构上更加合理，发展潜力似乎也更大。另外，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政策，在提高社会储蓄率、抑制通胀的同时也解决了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保问题，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还能起到缓解失业压力的作用，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典范（虽然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
李光耀个人的远见卓识，从他坚持建设绿化城市、花园城市就能看出来。忘了是在书中哪里提到过，他坚持在樟宜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两旁种上高大的灌木，并修建高尔夫球场，是为了让外国的投资方、政府要员在抵达新加坡之后首先看到一个漂亮、干净、富裕的新加坡，使他们更愿意在这里投资。他也看到，“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因此，我们必须培训人民，使他们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准的服务。”这样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但真能像李光耀这样早早地预见到并通过政策贯彻落实的，可谓寥寥无几。
3. 稳定的政治环境
做生意的人希望和稳定、可以预测的伙伴谈生意，这一点对国家也不例外。为了吸引投资和贸易，新加坡需要一个极其稳定的政治环境。李光耀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通过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种族政策来确保了这一点。
在维护社会稳定上，新加坡拥有先天的不足：它是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又有种族冲突的先例，两旁是多少有些敌视华人的马来西亚和印尼。1964 年的种族暴乱的导火索即有一份马来报纸参与。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新加坡却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这离不开政府的民族混居政策、少数族群保护政策和国民意识的培养，以及对种族主义言论的打压。
在国内政治方面李光耀对稳定的追求也是不遗余力。他对于混乱有着天生的厌恶，这也许来源于他早期反殖民抗争时候的经历。他自己曾回忆说，“我在野的那四年里，认识到如果领导人被逼的走投无路，就如共产党人当时先后逼得马绍尔和林有福无路可走一样，政府就会有麻烦。在我担任总理的 31 年里，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有不良企图的人只对惩罚感到害怕。当他们认为你无法对付他们时，你就经常被迫施以惩罚。”对于反对党，李光耀从来都是痛下狠手，毫不手软。他最擅长的是通过司法手段打压反对的声音，不管对方是反对党领袖还是敢于发声批评他的外国媒体。他曾经起诉反对党民主党的秘书长徐顺全诽谤，并把对方告到破产。他也曾经起诉《经济学人》报道新加坡政府裙带政治的文章涉嫌诽谤，并迫使《经济学人》在杂志上公开道歉。这样坚决的打压，使新加坡的反对党长时间不成气候，无法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构成威胁。
从长远上看，长期的一党执政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好处，它使得政府能做长远的规划，并能稳健而有步骤地实施它的政策。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他们喜欢和可预测的、守规则的政府打交道。仅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新加坡的“威权统治”是它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4. 善于学习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建国——城市国家，没有资源，没有腹地，还被敌视的国家环绕。新加坡的成功没有先例可循，但李光耀却善于从其他国家吸取成功的经验并迅速地应用到国内。新加坡刚建国时，安全防卫成为首要问题。为了组建一支可靠的军队来抵御马来西亚可能的入侵，李光耀参考当时境况相似的以色列，决定实行全民兵役制度，并聘请以色列的军官来协助训练组建国民军队。于是直到今天，新加坡跟以色列一样，反而成为了本区域的军事强国。
李光耀在另一些方面也曾向以色列取经。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之后，新加坡失去了这个最大的资源产地和外销市场，当时又无法与敌对的印尼贸易，于是决定效法当时的以色列，跨越区域，直接与美国和欧洲贸易和洽谈投资。这项策略也被证明是成功的：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众多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也设在新加坡。
上个世纪 80 年代，李光耀又向日本的企业学习，推展生产力运动，着重提高新加坡工人的生产效率。日本生产力中心为新加坡提供专家、培训奖学基金、训练材料、仪器和软件。李光耀的职总秘书长德万·奈尔仿照日本的工会制度，把工会联合总会改组为产业工会，有效地改善了劳资关系。
也许因为新加坡太小，反而方便了管理，从外国吸取的经验往往能够迅速地贯彻实施。这也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天然优势之一。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最后总结几句。新加坡刚独立时只是个贫困的小岛，但它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金融中心、花园城市和亚洲四小龙之一，这其中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原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的因素。我一直避免把新加坡的成功称为一个“奇迹”，因为它并不是。奇迹是由超乎人类能力之上的因素所决定的，而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我觉得更适合被称作一个“可复制的模式”。

5. 李光耀是怎么样把新加坡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实用主义（Pragmatic）的执政方针。李光耀执政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2.富有远见的政策。对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也许最让人佩服的一点是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高明的、极有远见的政策。这其中不乏有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的作用，但的是领导人个人的远见和洞察力。3.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吸引了的外资——他们喜欢和可预测的、守规则的政府打交道。仅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新加坡的“威权统治”是它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4.善于学习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新加坡的成功没有先例可循，但李光耀却善于从其他国家吸取成功的经验并迅速地应用到国内。也许因为新加坡太小，反而方便了管理，从外国吸取的经验往往能够迅速地贯彻实施。这也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天然优势之一。

6. 李光耀是怎么样把新加坡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1. 实用主义（Pragmatic）的执政方针 李光耀执政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他既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或者思想，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也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 200 万新加坡人。

7. 李光耀出生在新加坡还是中国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
　　李光耀 (Lee Kuan Yew) 1923年9月16日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1940至1950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和中殿律师学院学习，1950年获中殿律师学院律师资格。1950年回新加坡后，曾担任律师和几个工会的法律顾问。1954年11月参与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1955年当选为立法议会（1965年12月改称国会）议员。1959年6月任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同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他继续任新加坡总理。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国，李光耀担任共和国总理，至1990年11月。1991年9月任总理公署高级部长。1994年10月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1997年1月任内阁资政（总理公署），2001年11月连任。
　　李光耀从小受英文教育，又努力学习华语和方言闽南话。尤其喜欢学习及背诵中国人的四字成语。喜欢跑步和游泳，爱喝中国茶。
　　李光耀1950年结婚。夫人柯玉芝是他在剑桥大学的同学，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县。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李显龙；次子：李显扬；女儿：李玮玲。
　　李光耀重视并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1976年以来，他曾多次访问中国。2005年5月被复旦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

8. 李光耀是怎样把新加坡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1. 实用主义（Pragmatic）的执政方针
李光耀执政最大的特点，就是彻底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他既不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或者思想，对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也不感兴趣。他所关注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 200 万新加坡人的生计”。因为有了这样的终极目标，才使他能在建国后专注于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像很多其他的新近独立国家一样，陷入民主的乱局。在这一点上，他和邓小平很相似，两人都英明务实，不痴迷于宏大的哲学和治国观念，而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在具体的政策中灵活多变，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而调整。实际上，这两人也是惺惺相惜、神交已久的好友。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在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中一览无余。以英语政策为例，新加坡刚独立时，以讲闽南语和粤语的华人为主体，马来、印度族裔各自都讲自己的母语。然而李光耀为了经济发展和吸引投资的需要，强行要求学校用英语教学，取缔了传统的华校，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南洋大学。李光耀因为这一政策备受批评。一般意见认为，从小接受英文教学的华族孩子，长大后会变得冷漠，缺乏勤劳、刻苦、诚敬等华人传统价值观，丢失了华人的文化传统。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甚至坚持让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在华校接受小学教育。他坚持普及英语并非出自个人好恶，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经济发展最合理、最实用的政策，因此他敢于顶着巨大的阻力，将英语政策贯彻下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新加坡人大都能熟练地使用英语，使新加坡在接受国外直接投资、培训和教育工人等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优势，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后来到了 80 年代，当新加坡人已经相当富裕之后，行动党政府又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试图重塑华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这并非是治国思想的反复无常，而是因为时移世易，新的政策在新的环境下更加合理、更加实用罢了。这种政策上的断裂性和反复性，在新加坡的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和修建赌场（李光耀曾说过，要修建赌场，除非“跨过我的尸体”）等方面也都有所体现。这样的政策在经济上的成果有目共睹，但至于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是否贻害更多，这就见仁见智了。
2. 富有远见的政策
对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也许最让人佩服的一点是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高明的、极有远见的政策。这其中不乏有实用主义指导思想的作用，但更多的是领导人个人的远见和洞察力。新加坡刚建国时，由韩瑞生领导的经济发展局提出了几个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包括船舶维修、化学产品、电气设备与用具等，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极其正确的选择。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港口服务、石油精炼和高端电子芯片产品的生产基地。同历史和区域地位类似的香港相比，新加坡有前瞻性、预见性地发展起来的经济比香港自由生长的经济在产业结构上更加合理，发展潜力似乎也更大。另外，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政策，在提高社会储蓄率、抑制通胀的同时也解决了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保问题，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还能起到缓解失业压力的作用，是公共政策成功的典范（虽然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
李光耀个人的远见卓识，从他坚持建设绿化城市、花园城市就能看出来。忘了是在书中哪里提到过，他坚持在樟宜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两旁种上高大的灌木，并修建高尔夫球场，是为了让外国的投资方、政府要员在抵达新加坡之后首先看到一个漂亮、干净、富裕的新加坡，使他们更愿意在这里投资。他也看到，“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因此，我们必须培训人民，使他们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准的服务。”这样的道理也许人人都懂，但真能像李光耀这样早早地预见到并通过政策贯彻落实的，可谓寥寥无几。
3. 稳定的政治环境
做生意的人希望和稳定、可以预测的伙伴谈生意，这一点对国家也不例外。为了吸引投资和贸易，新加坡需要一个极其稳定的政治环境。李光耀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通过一系列政治、社会和种族政策来确保了这一点。
在维护社会稳定上，新加坡拥有先天的不足：它是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又有种族冲突的先例，两旁是多少有些敌视华人的马来西亚和印尼。1964 年的种族暴乱的导火索即有一份马来报纸参与。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新加坡却没有再爆发大规模的种族冲突，这离不开政府的民族混居政策、少数族群保护政策和国民意识的培养，以及对种族主义言论的打压。
在国内政治方面李光耀对稳定的追求也是不遗余力。他对于混乱有着天生的厌恶，这也许来源于他早期反殖民抗争时候的经历。他自己曾回忆说，“我在野的那四年里，认识到如果领导人被逼的走投无路，就如共产党人当时先后逼得马绍尔和林有福无路可走一样，政府就会有麻烦。在我担任总理的 31 年里，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有不良企图的人只对惩罚感到害怕。当他们认为你无法对付他们时，你就经常被迫施以惩罚。”对于反对党，李光耀从来都是痛下狠手，毫不手软。他最擅长的是通过司法手段打压反对的声音，不管对方是反对党领袖还是敢于发声批评他的外国媒体。他曾经起诉反对党民主党的秘书长徐顺全诽谤，并把对方告到破产。他也曾经起诉《经济学人》报道新加坡政府裙带政治的文章涉嫌诽谤，并迫使《经济学人》在杂志上公开道歉。这样坚决的打压，使新加坡的反对党长时间不成气候，无法对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构成威胁。
从长远上看，长期的一党执政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很多好处，它使得政府能做长远的规划，并能稳健而有步骤地实施它的政策。稳定的政治环境也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他们喜欢和可预测的、守规则的政府打交道。仅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新加坡的“威权统治”是它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4. 善于学习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建国——城市国家，没有资源，没有腹地，还被敌视的国家环绕。新加坡的成功没有先例可循，但李光耀却善于从其他国家吸取成功的经验并迅速地应用到国内。新加坡刚建国时，安全防卫成为首要问题。为了组建一支可靠的军队来抵御马来西亚可能的入侵，李光耀参考当时境况相似的以色列，决定实行全民兵役制度，并聘请以色列的军官来协助训练组建国民军队。于是直到今天，新加坡跟以色列一样，反而成为了本区域的军事强国。
李光耀在另一些方面也曾向以色列取经。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之后，新加坡失去了这个最大的资源产地和外销市场，当时又无法与敌对的印尼贸易，于是决定效法当时的以色列，跨越区域，直接与美国和欧洲贸易和洽谈投资。这项策略也被证明是成功的：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地，众多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也设在新加坡。
上个世纪 80 年代，李光耀又向日本的企业学习，推展生产力运动，着重提高新加坡工人的生产效率。日本生产力中心为新加坡提供专家、培训奖学基金、训练材料、仪器和软件。李光耀的职总秘书长德万·奈尔仿照日本的工会制度，把工会联合总会改组为产业工会，有效地改善了劳资关系。
也许因为新加坡太小，反而方便了管理，从外国吸取的经验往往能够迅速地贯彻实施。这也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天然优势之一。
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最后总结几句。新加坡刚独立时只是个贫困的小岛，但它却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金融中心、花园城市和亚洲四小龙之一，这其中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原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的因素。我一直避免把新加坡的成功称为一个“奇迹”，因为它并不是。奇迹是由超乎人类能力之上的因素所决定的，而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我觉得更适合被称作一个“可复制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