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企业的产生发展

1. 跨国企业的产生发展

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与资本输出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输出大大发展起来，这时才开始出现少数跨国公司。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开始跨国性经营。例如，美国的胜家缝纫机器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爱迪生电器公司、英国的帝国化学公司等都先后在国外活动。这些公司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先驱。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跨国公司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有所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得到迅速发展。美国跨国公司的数目、规模、国外生产和销售额均居世界之首。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全球跨国公司的排名，前十名依次是英荷壳牌集团RoyaI Dutch Shell，美国的Ford、 GM、Exxon、 IBM，英国石油BritishPetroleum，瑞典及瑞士合资的Asea Brown Boveri，瑞士的Nestle，荷兰的飞利浦，美国的 Mobil。前十名中美国占了五名。这是按公司海外资产进行的排名。若按销售额排列，美国依然居前列。 1987年按销售额排列的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的金字塔，在高踞塔尖的23家中，美国占了10家，平均每家年销售额高达250亿美元。在紧接塔尖之下的52家中，美国占了21家，平均每家年销售额达100亿美元。1987年600家世界最大跨国公司的销售总额高达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2%，西欧占32%，日本占18%，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占2%。从利润收益来看，1980—1987 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在平均水平以上，而日本跨国公司则在平均水平以下。这可能与日本为了加强竞争，在这段时期内大量投资进行科研创新活动有关，而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在销售额中的比重在这一时期都下降了。据联合国有关机构1993年的统计，世界上共有37000家跨国公司其海外附属公司总计达17万家。37000家母公司中，90%是西方国家的，90%中又约有一半属于美国、日本、德国、荷兰、意大利五国。属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只有2700家。在跨国公司的发展中，美国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和比重，而日本作为后起之秀穷追不舍，亦不可小看。据权威杂志《幸福》评选的1993年全球最跨国公司排名以销售额为序，1993年全球5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美国独占鳌头，有159家上榜，其中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埃克森名列前三名；日紧随美国之后，有 133家企业入围。另外上榜的有：英国41家，德国32家法国26家，韩国12家，瑞典12家，澳大利亚10家，瑞士9家。在全球大500家服务公司中，美国占136家，英国和德国各43家，日本40家其三井公司名列榜首，法国29家，加拿大17家，意大利15家，西班牙14家。

2. 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转变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国家间的界限，什么是决定企业国际竞争的成败更成了战略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Rumelt，Schendel&Teece，1994)。近20年以来，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作为全球资本、知识和全球价值体系流动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尽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在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商务政策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自身制度、经济环境的变革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和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本质及其特征，无论是对于中国今后外资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立自身竞争优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演进过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于共生演进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共生演进机制的提出

　　长期以来，围绕环境选择和组织适应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环境影响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机会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环境，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战略选择理论为代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外部环境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最优的组织形式。在综合多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Lewin和Volberda(1999)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演进(Co-evolution)的观点，认为组织的企业战略转变以及新组织形式的产生是由组织间直接的互动关系和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反馈造成的，反映了一种递归关系而并不一定是组织适应或环境选择的直接结果，具有多层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线性、正向反馈以及路径、历史依赖等特点。

　　从本质上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及其影响作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适应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制度、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演进发展的诱因。全球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多层次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共生演进”的演化机制(见图1)，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


　　首先，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战略机会并实现资源的整合，已成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在不断促进资本、技术和知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同时，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区位优势和产业形态构成要素的改变。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下，以WTO、IMF等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产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演进过程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

　　第三，在全球经营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营运活动被进一步地纳入到其全球化经营网络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也进一步地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战略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发展目标之间、跨国公司内部文化与发展中国家当地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双方议价能力的对比变化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进过程。

　　二、全球化与全球战略——基于战略性资产的演化机制

　　全球化被认为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IMF，1997)。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形态演变的不同阶段，“全球战略”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始终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全球战略往往仅局限于那些处于“全球化产业”的企业。在这些产业中，企业在一国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往往会受到其在其他国家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而企业全球战略的着眼点在于企业如何通过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布局来实现范围经济，以及成本和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从而确立其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对“全球战略”讨论的不断深化，“全球战略”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个别产业的界限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竞争优势的主动选择。同时，“全球战略”的内涵也从单纯的跨国经营，转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管理企业全球价值增值体系内人员、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Porter(1986)曾指出，所谓全球战略不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跨越国界，而且还包括如何将这些国外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寻求各种机遇，从全球范围构造企业的整体优势。Ghoshal(1987)从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和竞争优势来源两个纬度提出了全球战略的解释框架，认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目标主要分为：实现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担投资)、管理风险(如分散地区风险)以及创新学习和适应(如组织内部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交流)，全球战略目标的不同直接导致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实现途径的差异。

　　从全球竞争环境的现状看，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技术创新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动因。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形态也从基于成本、规模的竞争逐渐转向基于知识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之间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相互影响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一演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竞争环境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活动的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球化极大地影响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和性质，使其更具有流动性、知识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点，而各种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如各种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制度资本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目标逐渐从效率成本转向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实现，其战略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转向战略性资产寻求。所谓战略性资产主要是指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一组难以交易、难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资源和能力的组合。跨国企业战略性资产寻求战略正是在企业现有资产组合的基础上，为强化企业竞争优势而获取新资产和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国公司国外总产值有60%集中在先进技术部门。为确保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跨国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到世界科研经费总数的3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的500家最大跨国公司集中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如何在现有能力和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迅速获取和整合各种新的互补性资源，则成为决定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一般性竞争转向超强竞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也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的资源或市场份额，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全球范围内识别和利用互补性和协同性的战略资源，并有效的实现全球性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过对制药产业和电子行业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当地资源帮助跨国公司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不是开发其已有的存量知识。并且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研发上的竞争能力，例如设址于主要的创新中心，或直接对当地拥有研发实力的公司进行收购等(Kuemmerle，1999)。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外商投资的热点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战略动机从一般的成本、市场寻求转向当地高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挖掘利用，其竞争形态从一般的成本竞争、市场竞争转向对知识产权的争夺和技术标准的竞争(如跨国公司在中国3G产业标准上的竞争)。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外资占主导地位的领域。2001年，中国整个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已经占到1/4。而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发明专利2/3是外商在中国注册的;利润70%—80%流向了外资企业。从本质上看，种种变革趋势实际上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区域专有性资产的一种表现。

　　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环境演变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得更加依赖于知识密集型资产。随着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技术、资本和产品的跨国流动变得更为便捷和频繁，以至于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过距离上的移动或获取的(优势)已不再成为竞争优势，今天真正的竞争优势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动的事物。

　　首先，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进行，跨国公司的区域选择更加自由并更具流动性。而在吸引跨国投资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激励和优惠政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效果却在逐渐减弱。

　　其次，在技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成本和自然资源等传统区域优势在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区域积聚则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区域优势之间变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赖，并呈现出相互影响、路径依赖的演化特点，也就是说企业在时间t+1的所有权优势取决于其在时点t的资产的地域组合，而东道国在t+l的区位优势取决于其在在时点t吸引公司所有权优势的能力。

　　(一)区位竞争优势的演变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基本内核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各国的外资策略，跨国公司的竞争或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以往在区位优势相近的情况下，那些对外资采用更多财政激励和补贴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流向地，但是这种策略更多的是对资源寻求性FDI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企业间的竞争已超越技术、成本和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单项角逐，这种竞争变成是各全球供应链优劣高下的综合竞争(TanK.C.A，2001)。跨国公司一方面不断实施供应链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应企业拥有更多专有技术或范围经济，则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议价能力;而如果本土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则会降低其还价能力和自主性。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往往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和沉淀成本的投入，在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往往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导向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吸引外资策略的重点应逐步从资源寻求型转向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战略为主导的跨国公司，以达到通过外资带动技术产业升级的目的。提升国家专有区位优势(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种程度的非移动性创造资产(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为吸引这类跨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这方面的变化，集群效应作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区位优势则更加凸现出来。薛求知等(2005)认为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与东道国进行无形知识、思想和学习交流的机会。随着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集群中的参与程度普遍提高。任胜刚(2005)等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证分析认为，这些区域内大量跨国公司投资的集聚促进了集群的生成，并有效地推动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区域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区内与区外经济的联系，通过要素的集聚、整合转换成经济能量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变

　　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围内整合战略性资产的重要表现。目前，理论上较为一致观点认为，通过跨国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动特别是本地化的研发活动能够对所在国产生潜在的知识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从这种研发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问题，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于对印度的研究发现，不同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间能够从互相的研发活动中受益，但是对于本地公司却不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同时也未能观察到跨国公司在开发本地公司研发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显然是否能够从这种溢出效应中获益，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则变得尤为关键。

　　Lane和Lubatkin(1998)针对跨国公司间和战略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发现，如果在组织柔性得到提升，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得到鼓励，员工在行为方式选择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条件下，本地合资方能够提升他们学习的能力。从战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动态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种“企业凭借获取、消化、转化以及运用知识以形成动态组织能力的一组组织常规和过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而且包括组织重视、消化和商业化新知识的组织能力的结构性特点(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往往更具变动性(volatility)，战略和组织的柔性对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企业所有权形式、公司治理安排以及人力资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层团队的百动(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对知识转移和组织变革的机会识别(Newman，2000)等都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企业家能力的演变

　　企业家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从国外合作方获取的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往往促成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实际上挤占了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起着推动创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许多对本土成功企业的研究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或经理在以往的经历中都与跨国公司有联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发现，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经理都曾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供职。Ahenburg(2000)的研究则证实了许多脱离于原跨国公司，并成为独立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却与跨国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演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为设置的人类行为限制因素”。相应地，Davis and NoAh(1971)将“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制规则，塑造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约构成。正式制约包括政治规则、司法系统和经济合同;非正式制约包括社会性的行为规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识形态(scott，1995)。尽管众多发展中国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其发展潜力和市场机会也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但是其基础性的市场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缺乏政治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战略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这种环境中，本地企业往往依赖于其基于社会网络的整合机制来克服各种形式的市场失效(Peng，2000)，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应如何面对这种制度上的异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相关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例如广泛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实行私有化与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同时，旨在促进投资保护以及投资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参与，规范跨国公司和各主权国家行为的制度与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个国家做出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共1452项管制变动中，有94%是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从1980年年底181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项，其中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此类协定也日益增加。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项。应当看到，这种政策改变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影响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但同时也是随着跨国公司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对本地政府进行游说或直接谈判的结果，一些跨国公司有着展开近乎主权国行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环境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这是受到当时特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与联系更加依赖于彼此间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跨国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会选择通过合资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与本地市场、企业和制度间的广泛联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呈现出独资化的趋势。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5)显示，世界500强中国投资的120个项目中，约有40%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控股。这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跨国公司正逐渐摆脱当地网络关系的依赖而转向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竞争。跨国公司竞争模式与本地环境之间正构成了一种共生演进的选择与适应关系。

　　五、结论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新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其全球战略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调整将广泛地影响到其区位优势的构成和对外贸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间往往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而纷纷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但是在当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其战略目标正在从传统的效率和成本引导、市场引导转向以创新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能力架构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认识到单纯的激励政策作用正变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创新和知识性资源的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促进区域内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开发的基础环境建设则变得尤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开发、产业集群的培育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是全球化进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影响也是多方位的，我们只有从动态的、全面的观点去审视这种转变的实质才能够准确定位自身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3. 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利弊

利：
学习先进；
带动进取；
发展升级；
进步人类；
。。。。。。

弊：
1、一定要注意：很多企业，把有剧毒和在百年内都几乎无法挽救恢复的极端污染生产带进中国。
2、造成或缺。比如：海蒂国。因为常年进口美国大米，自己国家，已经放弃生产大米多年。一旦，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全国所有一切都完全绝对受限。

4. 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并且进一步推进它的本土化战略，在多角度，多领域，全方位的推进本土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百事公司在内，很早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在中国本土化进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未来发展趋势会怎么样，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去判断那样一个趋势，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趋势，这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那么，跨国公司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只有我们能够清楚的判断中外双方的利益，才能够制定未来跨国公司本土化的一些政策和规则，也才能够去判断本土化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从利益关系角度来看，经济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很多经济活动都有外部性的影响，那么跨国公司的本土化也不例外，它同样存在着外部性的影响。那么，外部性影响就分为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两个方面。
从跨国公司本土化对中国好的方面影响来说，很多专家都做了分析，那么百事公司在上午介绍百事公司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它给中国带来的多方面利益。比如说增加了中国的就业，直接就业人口已经超过一万人，带来间接就业效应已经超过了十五万人，增加了中国的税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培植了碳酸饮料的市场，这样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另外，在推销本土化战略过程当中，也实行了原材料的本土化。那么，在原材料本土化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设立了马铃薯的生产基地，马铃薯生产基地本来是为了原材料本土化服务的，但是后来又有了出口，已经不完全是局限于本土化。那么，这反过来也增加了出口创汇，所以从就业、税收、经济增长、出口创汇等多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跨国公司本土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宏观的经济利益是有着直接好的影响。那么，我这里面想补充一点的就是谈到好的外部性影响的时候，跨国公司本土化还和中国特定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关系。它不仅仅是在这些宏观经济指标上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进步，其实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面对着很多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制度的矛盾，我们也通常称它是体制矛盾，另一个是结构矛盾，中国必须突破体制和结构的双重矛盾，中国经济才能取得持续高效率的发展。可是，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它在制度变迁方面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比如说我们谈了很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推进本土化过程当中，和国内现在所适应的某些法律和规则可能会有一些冲突。那么，这就迫使我们政府去思考，如何适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要求，去修改原来的规则，也推动着我们政策的变动，法律的完善。另外，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推进本土化的时候，它也往往会出现与中国内资企业的全面竞争。拿碳酸饮料行业来说，上午中国工业饮料协会秘书长已经谈到很多资料，从那些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判断，在中国碳酸饮料行业当中已经形成一种寡头竞争的格局，几个大的公司占有了市场大部分的份额，寡头竞争本身比完全竞争是有效氯的。那么，寡头竞争向前再发展，会不会形成一种市场垄断，这是人们关注的，所以也迫使我们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反垄断。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百事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上有垄断的行为，或者是形成了市场的垄断。另外，为了推进跨国公司本土化，政府也必须改变职能，特别是加强监管和服务，这些在二十年前也许中国政府并不没有仔细去考虑，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政府的职能，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另外，在本土化过程当中，和内资企业的竞争，通过一些并购、合资等方式，来展开的投资行为，也推动着内资企业发展，推动着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它全方位的推动着中国的政策、法规、体制的变革，制度变迁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不合理性，我们通过说我们中国经济技术结构不合理，企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存在着缺陷，不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即便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建成了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同样会遇到很多障碍。所以，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首先面对着资金的问题，人才的问题，技术的问题等等，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有效的推动了中国资本积累。那么，由于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加剧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很多内资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也导致很多员工就业并不稳定，所以他们预期风险在上升。
预期风险在上升的时候，防范风险的储蓄行为变得非常重要。因而，储蓄率居于世界前列，也和中国市场上竞争加剧，和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过程当中的一些行为有着一定的关系。另外，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过程当中，生产着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它替代了大量的进口品，也节约了我们的外汇，这反过来也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因而，我们的储蓄外汇在增长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源泉，这样对于缓解中国资本短缺是有重要贡献的。另外，跨国公司，包括百事公司在内，他们在推进本土化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人才的本土化，包括管理人员，员工，全方位的本土化。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进行管理人员和劳动力的培训，对于中国合格的劳动力形成，人力资源培养是有着帮助的。另外，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技术上，管理上的外因效应。这些都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缓解一些结构调整上的困难，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所以，我想补充的就是从跨国公司本土化对于中国经济好的影响来说，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内容之外，还应该再考虑特定的转轨时期和经济结构调整，矛盾加重，这样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它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跨国公司本土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谈它好处的时候比较多，其实它有好多坏的现象，或者叫做内敛效应。
这里想简单的说几点，就是针对刚才好的方面来说，它实际上也相应的产生了一些其它的内敛的效应。比如说对于跨国公司这些外溢效应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很难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因为跨国公司本土化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不仅受到我们政策法规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资企业水平的影响。如果中资企业的水平不能够与跨国公司本土化要求相配套，那么即便它实行了原材料本土化，实行了原料的本土化，我们也很难吸收到它的技术、知识、管理的外溢效应。另外，还有和外资企业战略相关，和现在技术研发的特性有关系。比如当今的技术研发过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核心系数，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不能分开，无法转让，难以靠简单的学习全面的掌握。所以，即便你知道百事可乐的配方，你也不能完全套用百事公司的模式，重建一个类似百事公司这样一个中国内资的企业。这些都影响到跨国公司本土化过程当中技术外溢的效应。另外，它也会产生人才的内敛效应，比如跨国公司在推动人才本土化过程当中，它依靠先进的分配制度，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再加上良好的培训制度，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大量优秀员工的加盟，它也使得很多内资企业优秀劳动力，优秀人才纷纷转投跨国公司，这样对于内资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再一个就是知识的内敛效应，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没有忘记内部化的策略，包括像特许经营这种方式，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内部化策略的反映。在实现内部化策略过程当中，非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也非常注重知识和管理模式扩散的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于创造知识产权企业，提升它的积极性，另外也阻碍了技术的传播。当然，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企业自身，这是一个竞争策略的问题。另外，现在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更青睐于建独资企业，而不是在中国建合资企业，这样也使得中国通过合资的方法，去吸收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技术支持，这条途径受到了影响。总之，跨国公司在进入本土化的时候，它的内敛效应，或者叫做挤出效应，事实上是存在的。那么，面对着这种双重影响，我想我们阻断跨国公司本土化进程的所有做法，自然无法使中国有效利用跨国公司本土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那么，反过来完全依赖跨国公司本土化完成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也是不现实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积极推动跨国公司本土化，同时应该为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必要的制度环境、条件。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应该在跨国公司本土化过程当中，全方位的加入到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这样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5. 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国家间的界限，什么是决定企业国际竞争的成败更成了战略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Rumelt，Schendel&Teece，1994)。近20年以来，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公司作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对新技术的掌握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作为全球资本、知识和全球价值体系流动的重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促进自身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尽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在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商务政策研究的重点问题，但是专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自身制度、经济环境的变革对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认识和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转变本质及其特征，无论是对于中国今后外资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确立自身竞争优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演进过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于共生演进的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探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
　　
　　　　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共生演进机制的提出
　　
　　　　长期以来，围绕环境选择和组织适应这一研究主题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环境影响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机会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环境，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战略选择理论为代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外部环境的特点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最优的组织形式。在综合多种理论视角的基础上，Lewin和Volberda(1999)进一步提出了共生演进(Co-evolution)的观点，认为组织的企业战略转变以及新组织形式的产生是由组织间直接的互动关系和系统内其他组织的反馈造成的，反映了一种递归关系而并不一定是组织适应或环境选择的直接结果，具有多层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线性、正向反馈以及路径、历史依赖等特点。
　　
　　　　从本质上看，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及其影响作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适应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推动全球化进程与发展中国家当地制度、经济和社会环境不断演进发展的诱因。全球化、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多层次影响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种基于“共生演进”的演化机制(见图1)，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
　　
　　　　 
　　
　　
　　
　　　　首先，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挖掘战略机会并实现资源的整合，已成为决定其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这种变化在不断促进资本、技术和知识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同时，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区位优势和产业形态构成要素的改变。
　　
　　　　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经济运行的总体框架下，以WTO、IMF等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产业环境和制度体系的演进过程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所普遍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
　　
　　　　第三，在全球经营战略的总体框架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营运活动被进一步地纳入到其全球化经营网络之中，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也进一步地嵌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战略目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发展目标之间、跨国公司内部文化与发展中国家当地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双方议价能力的对比变化直接影响到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演进过程。
　　
　　　　二、全球化与全球战略——基于战略性资产的演化机制
　　
　　　　全球化被认为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IMF，1997)。尽管在全球经济发展和竞争形态演变的不同阶段，“全球战略”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始终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阶段，全球战略往往仅局限于那些处于“全球化产业”的企业。在这些产业中，企业在一国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往往会受到其在其他国家市场竞争的显著影响，而企业全球战略的着眼点在于企业如何通过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的竞争布局来实现范围经济，以及成本和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从而确立其竞争优势。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对“全球战略”讨论的不断深化，“全球战略”实际上早已突破了个别产业的界限而越来越成为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竞争优势的主动选择。同时，“全球战略”的内涵也从单纯的跨国经营，转向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管理企业全球价值增值体系内人员、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流动。Porter(1986)曾指出，所谓全球战略不但是指企业经营活动的跨越国界，而且还包括如何将这些国外各子公司的经营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寻求各种机遇，从全球范围构造企业的整体优势。Ghoshal(1987)从跨国公司战略目标和竞争优势来源两个纬度提出了全球战略的解释框架，认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目标主要分为：实现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担投资)、管理风险(如分散地区风险)以及创新学习和适应(如组织内部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交流)，全球战略目标的不同直接导致其竞争优势的来源和实现途径的差异。
　　
　　　　从全球竞争环境的现状看，以新技术革命为主要推动力的技术创新全球化、以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成为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动因。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形态也从基于成本、规模的竞争逐渐转向基于知识的竞争。与此同时，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之间的演化过程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相互影响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一演化过程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竞争环境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以来，跨国公司活动的内容和特点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球化极大地影响了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和性质，使其更具有流动性、知识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点，而各种创造性资产(created Assets)，如各种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制度资本对跨国公司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目标逐渐从效率成本转向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实现，其战略重点逐渐从传统的市场寻求、资源寻求和效率寻求转向战略性资产寻求。所谓战略性资产主要是指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一组难以交易、难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资源和能力的组合。跨国企业战略性资产寻求战略正是在企业现有资产组合的基础上，为强化企业竞争优势而获取新资产和能力的一种战略选择。
　　
　　　　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国公司国外总产值有60%集中在先进技术部门。为确保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跨国公司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占到世界科研经费总数的3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的500家最大跨国公司集中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如何在现有能力和资产组合的基础上迅速获取和整合各种新的互补性资源，则成为决定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跨国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一般性竞争转向超强竞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也不再局限于一般性的资源或市场份额，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全球范围内识别和利用互补性和协同性的战略资源，并有效的实现全球性资源在跨国公司内部的流动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过对制药产业和电子行业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当地资源帮助跨国公司获得新的知识和技术，而不是开发其已有的存量知识。并且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研发上的竞争能力，例如设址于主要的创新中心，或直接对当地拥有研发实力的公司进行收购等(Kuemmerle，1999)。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外商投资的热点正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战略动机从一般的成本、市场寻求转向当地高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挖掘利用，其竞争形态从一般的成本竞争、市场竞争转向对知识产权的争夺和技术标准的竞争(如跨国公司在中国3G产业标准上的竞争)。目前，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已成为外资占主导地位的领域。2001年，中国整个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已经占到1/4。而整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发明专利2/3是外商在中国注册的;利润70%—80%流向了外资企业。从本质上看，种种变革趋势实际上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区域专有性资产的一种表现。
　　
　　　　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环境演变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得更加依赖于知识密集型资产。随着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技术、资本和产品的跨国流动变得更为便捷和频繁，以至于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过距离上的移动或获取的(优势)已不再成为竞争优势，今天真正的竞争优势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动的事物。
　　
　　　　首先，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进行，跨国公司的区域选择更加自由并更具流动性。而在吸引跨国投资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激励和优惠政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效果却在逐渐减弱。
　　
　　　　其次，在技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成本和自然资源等传统区域优势在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构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区域积聚则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布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区域优势之间变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赖，并呈现出相互影响、路径依赖的演化特点，也就是说企业在时间t+1的所有权优势取决于其在时点t的资产的地域组合，而东道国在t+l的区位优势取决于其在在时点t吸引公司所有权优势的能力。
　　
　　　　(一)区位竞争优势的演变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基本内核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各国的外资策略，跨国公司的竞争或所有权专有优势的变化进一步影响了发展中国家。以往在区位优势相近的情况下，那些对外资采用更多财政激励和补贴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成为跨国公司的流向地，但是这种策略更多的是对资源寻求性FDI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企业间的竞争已超越技术、成本和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单项角逐，这种竞争变成是各全球供应链优劣高下的综合竞争(TanK.C.A，2001)。跨国公司一方面不断实施供应链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认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应企业拥有更多专有技术或范围经济，则会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议价能力;而如果本土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则会降低其还价能力和自主性。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往往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和沉淀成本的投入，在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中往往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基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导向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吸引外资策略的重点应逐步从资源寻求型转向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战略为主导的跨国公司，以达到通过外资带动技术产业升级的目的。提升国家专有区位优势(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种程度的非移动性创造资产(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为吸引这类跨国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这方面的变化，集群效应作为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区位优势则更加凸现出来。薛求知等(2005)认为集群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与东道国进行无形知识、思想和学习交流的机会。随着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集群中的参与程度普遍提高。任胜刚(2005)等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证分析认为，这些区域内大量跨国公司投资的集聚促进了集群的生成，并有效地推动了区内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区域产业竞争力，同时也增强了区内与区外经济的联系，通过要素的集聚、整合转换成经济能量并向周边地区辐射，并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变
　　
　　　　跨国公司研发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围内整合战略性资产的重要表现。目前，理论上较为一致观点认为，通过跨国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动特别是本地化的研发活动能够对所在国产生潜在的知识溢出效应。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从这种研发的溢出效应中受益的问题，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于对印度的研究发现，不同跨国公司的附属机构间能够从互相的研发活动中受益，但是对于本地公司却不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同时也未能观察到跨国公司在开发本地公司研发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显然是否能够从这种溢出效应中获益，发展中国家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则变得尤为关键。
　　
　　　　Lane和Lubatkin(1998)针对跨国公司间和战略联盟内部的知识转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进行了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合资企业，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发现，如果在组织柔性得到提升，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换得到鼓励，员工在行为方式选择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条件下，本地合资方能够提升他们学习的能力。从战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动态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种“企业凭借获取、消化、转化以及运用知识以形成动态组织能力的一组组织常规和过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仅包括人力资本，而且包括组织重视、消化和商业化新知识的组织能力的结构性特点(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往往更具变动性(volatility)，战略和组织的柔性对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同时，企业所有权形式、公司治理安排以及人力资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层团队的百动(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对知识转移和组织变革的机会识别(Newman，2000)等都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企业家能力的演变
　　
　　　　企业家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从国外合作方获取的知识与本地知识相结合，往往促成新知识的产生。因此，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成长的影响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实际上挤占了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起着推动创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许多对本土成功企业的研究也发现，相当数量的企业家或经理在以往的经历中都与跨国公司有联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发现，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经理都曾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供职。Ahenburg(2000)的研究则证实了许多脱离于原跨国公司，并成为独立的供应商和分包商的企业，却与跨国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演化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为设置的人类行为限制因素”。相应地，Davis and NoAh(1971)将“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制规则，塑造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约构成。正式制约包括政治规则、司法系统和经济合同;非正式制约包括社会性的行为规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识形态(scott，1995)。尽管众多发展中国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其发展潜力和市场机会也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但是其基础性的市场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现在：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完善的法律体系;缺乏政治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战略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这种环境中，本地企业往往依赖于其基于社会网络的整合机制来克服各种形式的市场失效(Peng，2000)，但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应如何面对这种制度上的异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发展中国家纷纷调整相关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例如广泛削减和取消贸易壁垒、放松国内市场管制、实行私有化与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同时，旨在促进投资保护以及投资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接受和参与，规范跨国公司和各主权国家行为的制度与法律规则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个国家做出的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共1452项管制变动中，有94%是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双边投资协定的数目从1980年年底181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项，其中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此类协定也日益增加。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项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项。应当看到，这种政策改变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跨国公司影响力不断加大，发展中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但同时也是随着跨国公司议价能力不断提升，对本地政府进行游说或直接谈判的结果，一些跨国公司有着展开近乎主权国行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环境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到了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选择。跨国公司早期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主要以合资方式为主，这是受到当时特定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约束;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与联系更加依赖于彼此间非正式的关系网络，跨国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场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往往会选择通过合资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与本地市场、企业和制度间的广泛联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经济开放程度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逐渐呈现出独资化的趋势。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5)显示，世界500强中国投资的120个项目中，约有40%通过增资扩股，实现了控股。这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跨国公司正逐渐摆脱当地网络关系的依赖而转向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竞争。跨国公司竞争模式与本地环境之间正构成了一种共生演进的选择与适应关系。
　　
　　　　五、结论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新技术变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对其全球战略的调整，而这种调整的影响则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跨国公司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调整将广泛地影响到其区位优势的构成和对外贸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况下，不同地区间往往为引入外国直接投资而纷纷制订各种优惠政策以及激励措施，但是在当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其战略目标正在从传统的效率和成本引导、市场引导转向以创新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核心能力架构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当认识到单纯的激励政策作用正变得十分有限，而基于创新和知识性资源的区位优势在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因此，促进区域内促进创新和知识资本开发的基础环境建设则变得尤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开发、产业集群的培育等。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转变是全球化进程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影响也是多方位的，我们只有从动态的、全面的观点去审视这种转变的实质才能够准确定位自身发展的优势所在和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促进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6. 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哪些？

我听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发言，很受启发。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投资，并且进一步推进它的本土化战略，在多角度，多领域，全方位的推进本土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百事公司在内，很早进入了中国的市场，在中国本土化进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未来发展趋势会怎么样，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去判断那样一个趋势，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趋势，这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那么，跨国公司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只有我们能够清楚的判断中外双方的利益，才能够制定未来跨国公司本土化的一些政策和规则，也才能够去判断本土化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从利益关系角度来看，经济学上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很多经济活动都有外部性的影响，那么跨国公司的本土化也不例外，它同样存在着外部性的影响。那么，外部性影响就分为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两个方面。
从跨国公司本土化对中国好的方面影响来说，很多专家都做了分析，那么百事公司在上午介绍百事公司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它给中国带来的多方面利益。比如说增加了中国的就业，直接就业人口已经超过一万人，带来间接就业效应已经超过了十五万人，增加了中国的税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培植了碳酸饮料的市场，这样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另外，在推销本土化战略过程当中，也实行了原材料的本土化。那么，在原材料本土化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设立了马铃薯的生产基地，马铃薯生产基地本来是为了原材料本土化服务的，但是后来又有了出口，已经不完全是局限于本土化。那么，这反过来也增加了出口创汇，所以从就业、税收、经济增长、出口创汇等多个角度都可以看到跨国公司本土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宏观的经济利益是有着直接好的影响。那么，我这里面想补充一点的就是谈到好的外部性影响的时候，跨国公司本土化还和中国特定经济发展的状况有关系。它不仅仅是在这些宏观经济指标上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进步，其实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它面对着很多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制度的矛盾，我们也通常称它是体制矛盾，另一个是结构矛盾，中国必须突破体制和结构的双重矛盾，中国经济才能取得持续高效率的发展。可是，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它在制度变迁方面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比如说我们谈了很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推进本土化过程当中，和国内现在所适应的某些法律和规则可能会有一些冲突。那么，这就迫使我们政府去思考，如何适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要求，去修改原来的规则，也推动着我们政策的变动，法律的完善。另外，在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推进本土化的时候，它也往往会出现与中国内资企业的全面竞争。拿碳酸饮料行业来说，上午中国工业饮料协会秘书长已经谈到很多资料，从那些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判断，在中国碳酸饮料行业当中已经形成一种寡头竞争的格局，几个大的公司占有了市场大部分的份额，寡头竞争本身比完全竞争是有效氯的。那么，寡头竞争向前再发展，会不会形成一种市场垄断，这是人们关注的，所以也迫使我们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反垄断。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百事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上有垄断的行为，或者是形成了市场的垄断。另外，为了推进跨国公司本土化，政府也必须改变职能，特别是加强监管和服务，这些在二十年前也许中国政府并不没有仔细去考虑，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国政府的职能，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另外，在本土化过程当中，和内资企业的竞争，通过一些并购、合资等方式，来展开的投资行为，也推动着内资企业发展，推动着国有企业的改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它全方位的推动着中国的政策、法规、体制的变革，制度变迁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不合理性，我们通过说我们中国经济技术结构不合理，企业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存在着缺陷，不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即便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建成了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同样会遇到很多障碍。所以，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我们首先面对着资金的问题，人才的问题，技术的问题等等，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有效的推动了中国资本积累。那么，由于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加剧了中国市场的竞争，很多内资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也导致很多员工就业并不稳定，所以他们预期风险在上升。
预期风险在上升的时候，防范风险的储蓄行为变得非常重要。因而，储蓄率居于世界前列，也和中国市场上竞争加剧，和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过程当中的一些行为有着一定的关系。另外，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过程当中，生产着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它替代了大量的进口品，也节约了我们的外汇，这反过来也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因而，我们的储蓄外汇在增长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资本积累的源泉，这样对于缓解中国资本短缺是有重要贡献的。另外，跨国公司，包括百事公司在内，他们在推进本土化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人才的本土化，包括管理人员，员工，全方位的本土化。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进行管理人员和劳动力的培训，对于中国合格的劳动力形成，人力资源培养是有着帮助的。另外，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技术上，管理上的外因效应。这些都为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缓解一些结构调整上的困难，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所以，我想补充的就是从跨国公司本土化对于中国经济好的影响来说，除了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内容之外，还应该再考虑特定的转轨时期和经济结构调整，矛盾加重，这样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它所带来的影响。当然，跨国公司本土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谈它好处的时候比较多，其实它有好多坏的现象，或者叫做内敛效应。
这里想简单的说几点，就是针对刚才好的方面来说，它实际上也相应的产生了一些其它的内敛的效应。比如说对于跨国公司这些外溢效应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很难进行准确的定量分析。因为跨国公司本土化所产生的外溢效应不仅受到我们政策法规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中资企业水平的影响。如果中资企业的水平不能够与跨国公司本土化要求相配套，那么即便它实行了原材料本土化，实行了原料的本土化，我们也很难吸收到它的技术、知识、管理的外溢效应。另外，还有和外资企业战略相关，和现在技术研发的特性有关系。比如当今的技术研发过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核心系数，具有整体性，不可分割性，不能分开，无法转让，难以靠简单的学习全面的掌握。所以，即便你知道百事可乐的配方，你也不能完全套用百事公司的模式，重建一个类似百事公司这样一个中国内资的企业。这些都影响到跨国公司本土化过程当中技术外溢的效应。另外，它也会产生人才的内敛效应，比如跨国公司在推动人才本土化过程当中，它依靠先进的分配制度，依靠雄厚的资金实力，再加上良好的培训制度，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大量优秀员工的加盟，它也使得很多内资企业优秀劳动力，优秀人才纷纷转投跨国公司，这样对于内资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再一个就是知识的内敛效应，跨国公司在推进本土化的时候没有忘记内部化的策略，包括像特许经营这种方式，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内部化策略的反映。在实现内部化策略过程当中，非常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也非常注重知识和管理模式扩散的问题。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于创造知识产权企业，提升它的积极性，另外也阻碍了技术的传播。当然，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企业自身，这是一个竞争策略的问题。另外，现在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更青睐于建独资企业，而不是在中国建合资企业，这样也使得中国通过合资的方法，去吸收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技术支持，这条途径受到了影响。总之，跨国公司在进入本土化的时候，它的内敛效应，或者叫做挤出效应，事实上是存在的。那么，面对着这种双重影响，我想我们阻断跨国公司本土化进程的所有做法，自然无法使中国有效利用跨国公司本土化所带来的外溢效应。那么，反过来完全依赖跨国公司本土化完成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也是不现实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积极推动跨国公司本土化，同时应该为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必要的制度环境、条件。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应该在跨国公司本土化过程当中，全方位的加入到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条，这样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7. 跨国公司的发展规模

跨国公司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实际上充当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和先锋。许多跨国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从跨国经曹转向全球经营的10年间，其海外资产、收入和雇员等跨国指数大大提高。1994－2004年，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从41.1%提高到53.4%，1995－2004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则从48.9%提高到56.8%。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过去的多国发展战略调整为全球发展战略。全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跨网公司全球化程度达到一定高度，如海外资产、海外收入和海外雇员均超过总资产、总收入和总雇员的50%，实际上这些公司就可以视为全球公司.全球公司通过全球战略、管理架构和理念文化的调整，成功地吸纳棋合了全球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竞争力和赢利能力.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设置营销服务、制造组装、研发设计等中心，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在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建立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结点。许多制造业跨国公司把中国作为组装加工基地和主要销售市场。入世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也作为研发设计中心。根据商务部资料，跨国公司在华已经设立了约800个研发中心。通过在全球范围设立营销服务、制造组装和研发设计中心。跨国公司建立了自己的全球产业链.现代市场竞争已经从单一企业间点对点的竞争上升到产业链的竞争。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扮演了世界生产组织者的角色，也伴随全球化进程迅速壮大，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约有6.5万家，共拥有约8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2001年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额约为19万亿美元，是同期全球出11额的两倍多。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己占世界总产值的45%，其内部和相互贸易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卜，投资已占全球累计直接投资的90%。企业的跨国兼并是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规模经济的需要.生产在全球组织，竞争也在全球展开，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企业跨国兼并的条件。始于1993年的全球企业兼并浪潮持续至今势头未减。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己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随着发展，辱，国家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兼并也会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以前，兼并往往是为了击垮竞争对手，被兼并公司往往被分割出售。90年代以来，兼并更多是为了节约经营开发费用。得到新思想、新产品、新技术，实现更好的管理和经济规模，实现企业间的优势互补，以提高竞争实力和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显然，这种兼并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兼并双方的共同发展。企业的跨国兼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模糊民族国家的经济界线。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早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加快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如德、法、日、美汽车工业进军中国轿车工业，加快了中国轿车工业现代化的步伐。从坏的方面来说，被兼并国家的经济主权在有些情况下会受到侵害，如当一个图家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电信、铁路、电力、银行、保险等行业的控股权被外国公司掌握以后，这个国家在非常时期就难以确保自己的政治独立。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的经营方式，促进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带动了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然而，跨国公司并不是慈善机构，它们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导向，其资金和技术也只能流向最能使它们获利的地区，并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名牌产品影响着各国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跨国公司需要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则需要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相互补充，可以达到各取所需的目的。但是.发展中困家更关心以外资促进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无疑是存在矛盾。如果应对不当，跨国公司就会对该国的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在新世纪中，全球企业的并购、重组活动还会掀起新的浪潮。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在全球的竞争力，跨国公司将通过并购不断扩人规模，“巨无霸”、“大哥大”式的跨国公司将会不断涌现，并把经营活动的触角进一步扩大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各个产业.一些新兴国家的企业为了生存。中国式跨国公司并购造中国式跨国公司：野蛮生长的无品牌巨人?不久前，联想用10亿元收购了巴西当地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CCE公司；海尔36亿元要约收购新西兰最大家电制造商斐雪派克的消息正在一波三折的进行中；而华为又传出将新增130亿元扩大在英国的投资。而在早些时候，三一重工收购了混凝土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万达鲸吞了美国AMC院线。“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至今却没有一家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这是百度李彦宏不久前在一个经济论坛上发表的感慨。美国《新闻周刊》亦曾做过一期“没有品牌的巨人”的封面专题，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世界工厂，但是它的顶级公司依然令人惊异的默默无闻。”显而易见，中国企业仍旧处于野蛮生长、粗放经营的阶段，至今也没有一家足以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匹配的跨国品牌企业。于是，那些站在时代潮头浪尖的企业家，开始了他们的求索之路。尤其是在眼下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时刻，中国企业不得不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近两年，海外并购热潮再起，意味着这些企业寄希望于采用海外并购的手段，以维持中国经济收缩周期阶段企业的正常扩张和发展。并购铸就中国式跨国公司，是一条怎样的路径?眼下这股浪潮，将给中国企业带来什么?相比于前两年央企占据主导外，这一次，民营资本成为了中国资本海外扩张的生力军。不管是在主权债务危机肆虐的欧洲腹地，还是不断推出货币刺激、经济复苏乏力的美国市场，抑或是正在告别“黄金十年”盛宴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民营企业已经或者正在实施各种大手笔并购。他们的“胃口”不是一般的大。可以说，中国经济领域最耀眼的几颗“星级”民企，在如今经济形势十分微妙的时刻，率先扬帆出海，试图寻找到新的价值洼地。这个时候出去，因危机带来的海外资产价值正处于低估阶段，单从成本收益角度衡量，确实是难得的并购时机。再加上目前国内实体经济空心化和泡沫化趋势严重，现金流充沛的民营资本顺势而动，至少博取差价利润问题不大。但比投机利润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这些“星级”民企走出去，是否能够提升他们的整体竞争力?无论是技术创新水准，还是品牌塑造，只有这些硬实力的提升，才能达到海外并购的最终目的。否则，仅为海外抄底“赚钱”，显然不能成为这些有担当的中国民企应有的思维水平。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是，无数关于并购的研究报告表明：大约有50%-70%的并购案例失败，要么是因预期的协同效应无法实现而导致双方“离异”，要么是合并后企业的价值并未得到真正的提升。市场化浪潮20年，中国企业倒是已经学会了按逻辑办事，而不像早期那般凡事“拍脑袋”决策，但是在海外整合过程中，经验和技巧十分缺乏，要么是不善管理，要么是文化隔阂，难以和被并购企业形成合力，更奢谈建立新的竞争优势。甚至恰恰相反，部分中国企业习惯在各种不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如鱼得水”，一旦进入真正市场经济环境却不能够适应，最终只能是被拍到岸边，活活“渴死”。他们往往更善于用“中国式”逻辑解决问题。应该说，并购固然能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条“捷径”，在国内整体实业环境艰难、政商博弈极其复杂的当口，民企掌舵者选择这条路算是明智。但这些企业家必须明了，在整合、消化尚且难以做好的情况下，海外并购只是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供了学习、试错的机会，顺道赚点“小钱”。铸就伟大的跨国品牌，不可能依赖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之路才刚刚开始，任重而道远，而在品牌运营及经营管理方面又不擅长，如何能够突围，真正打造出属于世界级别的大品牌，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坚持。

8. 跨国公司的竞争发展

 在国际贸易中，传统的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即指企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以低于国际市场或其他企业同类商品的价格，在国外市场上打击和排挤竞争对于，扩大商品销路。而今，由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增大，及世界范围内的持续通货膨胀造成物价持续上涨，产品生命周期普遍缩短等因素影响，价格竞争己很难为跨国公司争取到最多的顾客，取而代之的是非价格竞争。事实证明，非价格竞争是当代跨国公司垄断和争夺市场的主要手段。非价格竞争是指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增加花色品种，改进商品包装装潢及规格，改善售前售后服务，提供优惠的支付条件，更新商标牌号，加强广告宣传和保证及时交货等手段，来提高产品的素质、信誉和知名度，以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扩大商品的销路。跨国公司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提高商品非价格竞争能力：①提高产品质量，逾越贸易技术壁垒；②加强技术服务，提高商品性能，延长使用期限；③提供信贷；④加速产品升级换代，不断推出新产品，更新花色品种；⑤不断设计新颖和多样的包装装潢，注意包装装潢的“个性化”；⑥加强广告宣传，大力研究改进广告销售术。跨国公司经营方式多样化和一般的国内企业或一般的涉外公司相比较，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生产经营方式明显较多，包括进出口，许可证、技术转让、合作经营、管理合同和在海外建立子公司等。其中，尤以在海外建立子公司为主要形式开展和扩大其全球性业务。  一、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增长1993年，全球跨国公司已达37000家，其海外附属公司总计达17万家。自1982年以来，跨国公司成长非常迅速，至1992年底止，全球海外直接投资额累计达2兆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掌握在排名前100名的大的企业手中。1992年全球跨国公司海外销售额总计达5.5万亿美元，比商品出口额高出1.5万亿美元。由此可见，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比国贸易更大的作用。事实上，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国际经济、科学技术和国际贸易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力量。而这种力量随着跨国公司投资总体的呈上升趋势还会得到增强。二、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发展对战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使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生产并销售，从而绕过了贸易壁垒，提高了其产品的竞争力；从原材料、能量的角度看，也确实减少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也使得发达国家的产品较顺利地进入和利用东道国的对外贸易渠道并易于获得商业情报信息。三、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1.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和私人信贷，补充了发展中国家进口资金的短缺。2.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战后，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公司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使某些工业部门实现了技术跳跃，促进了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3.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模式和与其相适应的贸易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战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实施工业化模式和与其相适应的贸易模式，大体上可分为：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化、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替代工业化三个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是指一国采取关税、进口数量限制和外汇管制等严格的限制进口措施，限制某些重要的工业品进口，扶植和保护本国有关工业部门发展的政策。实行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用国内生产的工业品代替进口产品，以减少本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出口替代工业化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促进面向出口工业的发展，用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代替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促进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和发展，以增加外汇收入，并带动工业体系的建立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四、跨国公司控制了许多重要的制成品和原料贸易跨国公司控制了许多重要的制成品和原料的贸易。跨国公司40%以上的销售总额和49%的国外销售集中在化学工业、机器制造、电子工业和运输设备等四个部门。五、跨国公司控制了国际技术贸易在世界科技开发和技术贸易领域，跨国公司，特别是来自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12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上80%左右的专利权，基本上垄断了国际技术贸易；在发达国家，大约有90%的生产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被这些国家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所控制。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跨国公司是当代新技术的主要源泉，技术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 西方跨国公司操纵技术转让，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1.由母公司向国外子公司进行技术转让。在这种转移方式下，关键技术仍控制在母公司手里，只是将部分技术转移给国外的子公司。这样，既可以保持母公司对技术的垄断权，又可以通过向子公司出售技术和工艺获得收益，增加利润。2.公司通过技术许可贸易向外转让技术。国际贸易中技术许可贸易主要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技术专利使用权的转移；二是技术诀窍的转移；三是商标使用权的买卖，跨国公司通过技术许可贸易，有助于打入直接投资无法进入的市场和部门。3.公司向合资经营企业转让技术。跨国公司也向其国外合营企业提供技术转让，这样既可获得技术使用费收入，还可从合营企业的盈利中获得分成，甚至可获得东道国的一些优待。有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组成的合资企业本身就是以技术折价入股的。